社会引领 | 实务专家共议强制报告的案例、经验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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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6日10:00-12:00,vns85978威尼斯城官网和救助儿童会联合举办强制报告实务案例分享线上研讨会,邀请了4位儿童保护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和基层工作人员,以实务案例为基础,分享各位专业人士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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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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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分享嘉宾周宇虹来自贵州省凯里市,她在2016年发起并创办凯里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黔东南州民政局、凯里市民政局以及国际救助儿童会支持下,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黔东南州的第一家的专业社工机构,探索基于家庭服务的儿童保护体系的建设。


  • 实务案例

个案信息:小娟,8岁,与外婆居住,母亲先后7次进戒毒所进行强戒,父亲下落不明。个案首先由社区入户走访发现,然后报告给街道,街道通过初步评估上报到未保中心,未保中心评估后认为需要社工跟进,所以未保中心转介到彩虹社工服务中心。该个案的接案时间是2017年7月份,现在还在跟进过程中。


个案的问题包括:第一,案主常深夜不归、习惯性撒谎和偷东西;第二,母亲不履行监护职责,甚至会带案主到娱乐场所、吸毒场所;第三,外婆教养方式粗放;第四,父亲下落不明;第五,案主遭到邻居的指责和歧视。


经过评估后,机构为案主制定了服务计划:首先是确保她的安全;第二是增强家庭的监护能力;第三是链接资源,支持修复亲密关系、复原创伤、调整不良行为。2017年至今,跟进次数大概92次。

在此过程中,因为问题出现反复,未保中心及时组织多部门联动,召开多部门联动会议,与派出所、社区、街道、学校取得联系。学校、家庭、社工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和联动。社工及时给家庭提供支持,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学校、社区跟社工的互动主要依赖于凯里市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体系。凯里市是2013年成为民政部的未成人保护的项目试点之一。在2014年,救助儿童会与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签署建立以家庭监护干预为核心的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模式。凯里市作为试点之一,出台一系列政策,形成三级联动的机制。除此之外,贵州省民政厅在九部门强制报告政策的基础上也在进一步颁布了加强省内强制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民政系统,包括民办社工机构,承担强制报告的责任。


  • 困境与问题

周宇虹提到落实强制报告过程中的三个困难和问题:首先,责任主体和公众对于儿童保护的认知和法律意识有待提升。其次,强制报告的具体牵头单位不明确。最后就是监管问题,如果责任主体没有做到强制报告,谁来监管和问责。


  • 凯里的经验

首先,加强对强制报告责任主体的培训。从2018年开始,在救助儿童会的支持下,市民政局开始对凯里市未成年人保护的44家成员单位进行强制报告培训和个案分享会。

其次,各部门专业联动以及社工后续服务是强制报告落地的有力保障。凯里市从2016年开始对未成年保护工作的社工和专业人员进行个案管理以及个案服务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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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公众报告是强制报告的有力补充。凯里市有210个村、社区张贴了共4000多张发现报告牌,主要是贴到村、社区宣传的地方,让所有的人群包括儿童能够看到。报告牌上有未保中心的电话和彩虹社工的电话,确保如果发现未成年人伤害的个案能够及时报告。通过这样的宣传,公众报告的曝光率有所上升,也群众主动到未保中心来报告。



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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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丽娟是云南省瑞丽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向观众介绍了瑞丽市2010年在全市10个社区和村开展的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在全市村和社区都配备儿童主任开展儿童福利工作。2016年经过总结发现,儿童福利工作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各个社区和村儿童需求,后续将儿童保护内容扩展进来,并在2016年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 实务案例:撤销监护权

2020年6月,一个村儿童主任参加村里活动时,听村民说有一个女孩子经常被爸爸打骂。儿童主任到女孩小玲家走访,了解详细情况。

小玲今年9岁,小学2年级,在离家约5公里的小学住宿。小玲妈妈是缅甸人,多年前离家出走,后来小玲一直和爸爸共同生活。小玲爸爸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经常外出不在家。小玲假期在家,爸爸都是经常外出,就留小玲独自在家,小玲自己照顾自己。


儿童主任了解到,小玲爸爸常年酗酒,已经有酒精中毒的症状,只要喝酒后心情不好就打骂小玲,而且下手不知轻重,经常拿起手边的东西就打。邻居们看到会劝说,但是小玲爸爸不但不听,还跟人家吵闹。久而久之,邻居也就不敢管了。


儿童主任对班主任做了走访。小玲住校,周末时小玲爸爸应该到学校去接孩子,但是他经常失联,也不接小玲。于是儿童主任将小玲的情况报到市民政局儿童福利科。宋老师分享说:“我们和儿童主任到了小玲家跟爸爸做工作,说打孩子是犯法的,如果他不改正,我们会按照相关法律来行使保护孩子的权利,剥夺监护权。多部门介入到这个事情,他(爸爸)还是有点害怕。所以他当时说以后会改掉喝酒的毛病,而且保证不会再打孩子。”


之后儿童主任不定期回访,并随时上报。在多次上报并联系村干部后,儿童主任基本确认,小玲已处于监护缺失的状态。通过各方面的评估,民政局认为小玲待在家里伤害更大。所以民政局跟社区民警、社区干部还有一些居民共同商议以后,认为把小玲带离家庭比较好。


民政局跟小玲爸爸说,针对他这个情况,必须要通过法院申请撤销他的监护权。“可能他对这个东西不是很懂,民政局也做了一些解释,说即使撤销了他的监护权,孩子还是他亲生的孩子,并不是剥夺他作为父亲的权利。孩子将来长大了会回来看他。跟他说了一些他能够理解和听得懂的东西,所以他才同意。”


带走小玲之后,民政局根据她的情况联系了司法部门、公安部门、社区还有居民,共同来协作完成撤销小玲父亲的监护权。小玲也没有身份证,民政部门为了帮她办身份证和户口本也多次跑派出所,为了取证也带她去医院做伤情鉴定。


因为各个部门都第一次接触撤销监护权,所以都有一些疑惑或者犹豫是否继续跟进,或者担心会不会带来后续的麻烦。通过这个案例以后,各个部门的协作会更顺利和更协调。


9月1号开学,小玲被送到了云南省的一个孤儿学校。现在律师已经把撤销她父亲监护权的申请书送到了法院。法院正在受理,因为瑞丽疫情影响,一月份到现在全部的重心都放在疫情防控上,所以工作有所滞后。民政部门一直积极协调,尽快地完成撤销监护权的工作。



刘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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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于2010年成立,11年来一直专注于做家庭暴力领域,主要跟各级的妇联进行合作,和区级的妇联一起成立区级家庭暴力防护中心,目前在深圳有五个区级中心。


刘西重强调了个案管理员的重要性,他认为“多部门无法自动形成合力,除非有人主张。没有人可以提供全部服务,需要有一个人穿针引线,这个人就是个案管理员(或称个案经理、个案主任、主责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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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案中有三个层次, 多部门联动和个案管理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社工做个案寸步难行。但如果只有多部门联动,而没有个案管理,所有的制度、机制、会签的文件都是一堆废纸,难落到实处。个案管理是微观层面的多部门联动,二者同体共生,缺一不可。没有多部门联动,个案管理寸步难行;没有个案管理,制度和机制就是一纸空文。


  • 强制报告的案例

小静,一个12岁的女孩。到警务室里面找到民警就说她要离家出走,她被她父亲家暴。警官带领小静就来到街道妇联。妇联工作人员小林(也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了解到相关的情况:小静父母离异,妈妈改嫁,十岁之前在广西老家生活,其他亲属对她也挺好。两年前被父亲接到深圳生活,父亲对学习非常重视,经常因为学习问题殴打小静。这次打得浑身是伤,所以小静才报警。小静称不想回到父亲身边,想去外地堂叔那里,想去住几天。


妇联工作人员小林接到这个个案之后就找到鹏星家暴防护中心,由机构进行指导。


首先是确定个案管理员是谁,管理员的职责是什么?包括紧急处置、伤情鉴定、强行带离和家外安置。安置到哪里?综合考虑各种的可能性,比如说她要去的亲属家里、东莞的堂叔家里、社区、庇护所或者未保中心。在相关方案考虑之后,管理员还征询孩子父亲的意见,也就是说加害人的意见同样是咨询范围。


其次,社工要进行完善的社会背景调查评估。评估哪些内容呢?到底侵害程度如何,频次如何,加害人怎么看,对受害人的影响有多大,其他的亲属怎么看等等,还包括警方所进行的调查处置这些内容。虽然警方是独立执法的,但会听取部分意见,比如出示告诫书和口头训诫。为了方便后续的监管,不允许家庭突然搬离。为什么将强调不允许突然搬离?因为我们在过往的个案服务当中会发现类似的案例,他是租的房子,既然你们监管我,那我就搬家,我搬家你也找不到我。甚至有一些社区说,干脆把这个租户赶走,不要发生在我们辖区我们就不用管了,也有这样的思路。所以我们就强调说,你不要突然搬离,然后改善居住的环境,因为它只有一室,父女住在一起,我们会觉得有一定的风险。


然后有强制矫治,因为《反家暴法》里面有规定对于加害人要有强制的矫治。实践经验打开了一些思路,家外安置不是不可能,强制矫治也不是不可能,包括开召开家庭会议,这是比较特别的一些做法。如果到最后不行就撤销监护人资格,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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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考虑家庭个性化的需要,它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施暴的原因是什么?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才可能最终会改善家庭互动的状况。



王湘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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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家馨儿童社区救助服务中心是在云南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本地社会服务机构。机构一开始是以困境儿童发展的项目切入,更多做的是保护性的服务。项目延伸很长,从2004年到2017年。2015年迁移到了预防,申请民政部的中央财政项目,开始探索预防介入。在2016年之后,机构考虑如何结合儿童保护的预防和保护,在儿童不同风险的情况下,进行不同的干预,所以在2016到2018年对预防和保护进行结合。


在新《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后,机构会更多参与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开展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与政府部门等互相配合,为受侵害的未成年人以及家庭提供心理干预、个案跟进等等服务。

机构希望建立跨部门的、多专业的、制度化的方案。将儿童保护工作制度化,明确每一步哪些部门参与,哪些专业要做些什么。过程中有一些困难和挑战,比如1)报告的机制怎么报告?如何转介?如何应对高危个案?2)非户籍困境儿童的数据相对缺乏,应该怎么办?社区工作人员参与儿童保护培训的时间受限、处理儿童侵害案件的积极性不高,应该怎么办?为了及时识别高风险个案,社会必须在社区、学校、家庭开展低中风险预防工作以及常态化服务,而不是仅仅是以项目制的形式,需要将识别发现常态化。


  • 实务案例

案例1:一个被家暴的孩子,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强制报告制度还没有出来,派出所会说有没有给他伤情鉴定,几级伤残,最后因为伤情未达标准所以没有立案。


案例2:一个疑似被遗弃的个案。当学校、派出所、社区带着孩子来到机构的时候,机构把印刷的强制报告制度小册子拿给派出所,告诉派出所、学校说强制报告制度出台了,学校作为发现方可以报告给派出所,派出所就可以立案。该个案就顺理成章往下走。所以为什么说强制报告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它确实解决了入口的问题。在机构的推动下,启动了报告程序,然后进行了市级联席会议的机制,最后进行了监护权的剥夺和监护转移。


  • 强制报告带来的挑战和反思

虽然做到有法可依,但首先是宣传力度不够,公众知晓度非常低,高危个案的识别发现有困难。社区、公众、家庭、学校的儿童保护意识还有提升空间。


其次就是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如何操作。各方都还在摸索,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最后就是如何监督责任主体履行责任,还需要进一步推动。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也在反思。机构目前已经成功推动两例剥夺监护权、监护转移的个案。当服务过那么多个案,返回来看的时候就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高危个案?如何让个案不那么高危?实践发现国家的法律政策非常重要。第二就是服务,有什么样的服务可以提供给高危的孩子?还有服务提供者的能力是怎么样的?协调机制有没有建立起来,合作机制有没有建立起来?有没有问责体系和支持体系?第三,孩子的抗逆力如何?当遇到危机事件时,孩子有没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如果没有,社工需要帮助孩子具备一定能力。所以儿童保护是非常综合、非常系统的工作,一定需要多部门、多专业的参与。强制报告制度就是最关键的一环,因为只有打通强制报告制度识别和报告,下面的环节才进得来,才可以识别到需要帮助的孩子,然后去帮助和服务保护孩子。


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识别。如果在前端就识别到的话,那么伤害是可以避免,介入成本会低很多。因为我们往往发现高危个案很难进入,这类个案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呼吁希望大家都来了解强制报告制度,希望大家都参与到报告的行列里面。因为报告不单是主体责任人的责任,大家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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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关于强制报告制度的知识,欢迎阅读救助儿童会与vns85978威尼斯城官网共同出品的《中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现状调查研究》,收看《强制报告10分钟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