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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专栏

导读:

近期,王振耀院长受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邀请进行“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与新征程”系列专访,回首基金会在中国发展40年的历史,探讨行业40年来的价值与思考,本次带来下篇。

1981年,他度过了自己本科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1988年,他进入民政部,做了十年的农村基层建设工作;1997年进入救灾救济司,1998年的特大洪水让他开始慢慢理解公益慈善事业,成为人生的转折点之一;2008年,他进入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2010年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组建了vns85978威尼斯城官网,带领团队帮助完善宏观政策。他坚信,高层对发展慈善事业的意愿和意志是坚定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有自己特殊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社合作的畅通,很快就会看到中国慈善事业的飞跃。他也寄希望于青年公益人,在借鉴老一代人经验智慧的同时,更多展现自己的创造力。

CFF:用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改革开放的历史总体呈现波浪式前进和阶梯式发展的态势。就40年来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历史来看,波浪式前景、阶梯式发展的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似乎每过三五年在某个方面都会出现慈善事业的一个大进步。例如1994年《人民日报》发表“为慈善正名”,打破思想禁锢;1998年特大洪灾引起全民关注慈善;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开放私人财富涌入基金会领域;2008年汶川地震再度引发全民慈善热潮;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放开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2016年《慈善法》出台;以及多年来的99公益日,在互联网慈善领域取得较大进步。放到更长的历史来看,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中国的慈善事业是不是又到了在某些方面上一个台阶的阶段?

王振耀: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尤其是2020年以后,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酝酿着上一个大台阶,有很多政策法律都在调整,也有各种各样反复的试验,一旦形成政府和社会的共识,动作就会快起来,就会开始上台阶。

关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特征,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中央领导核心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你们可以查一查,第一家基金会的成立就是由中央领导层推动的。像康克清、陈慕华、顾秀莲那一批领导人都是非常积极的,在公益慈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像顾秀莲委员长现在还是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主任。

有很多人说,慈善,会不会停滞不前?我说不会的。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是一个合力,是我们党政领导人加上企业家、慈善组织、社会大众一起联合来探讨。这些年,轻松筹、水滴筹、99公益日等各个方面都很积极地参与,包括基金会论坛也很有智慧,协调各方,不断来推进。所以正是这种合力,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疫情之后,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一些党政领导,比如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的陈加元会长(编者注:浙江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党组副书记,十一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也愿意跟大家分享自己对慈善事业的想法,愿意给大家提一些建议,这就能建立很好的政社合作关系。大家原来觉得见陈省长不容易,我跟陈省长见面开玩笑说,人家都不敢见你。陈省长说应该鼓励大家,在其他方面也要支持。所以我觉得整个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合力,一旦形成合力、形成共识,发展就会很快。

过去大家都认为有鸿沟,现在大家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融洽了,官民合作机制已经通得这么好,这就是处在大起飞的前夜。我认为很快就会看到中国慈善事业的飞跃。

CFF:近两年,中央明确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旨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清华的王名老师认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背景是财富剩余的普遍出现,而财富除了做公益慈善,传承也很重要。如何让财富真正实现价值,而不是被大量的浪费,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家族传承和文化传承。您也长期关注家族财富传承,关注家风建设,在总书记提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引导财富自觉其责任?

王振耀:我就说两条。第一条是理念上一定要倡导,尤其是年轻人做公益慈善,一定要知道财富如何正确地使用才能体现人的价值、人的智慧。千万不要挥霍浪费,否则对公益事业、对人的健康都不利。

另外一条,是要多树立典型,找到一些好的可以表彰的典型,给其他人引路。尤其是我们这些平台性的组织,不能光批评,应该有更多的表彰,让大家来一些竞赛,这样大家都愿意做慈善,觉得光荣。政府有政府的表彰渠道,我们民间的平台应该注意适度来推进和树立各种各样的典范,让大家有学习的榜样。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是必要的。

CFF:有组数据,1978年美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而美国超过80%的企业基金会/家族基金会是1978年后成立的。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中国人均GDP也突破1万美元。我们能否预期此后中国的企业基金会或家族基金会也会成为财富责任的主要出路?虽然中美之间不能简单对比,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能不能有所期待?

王振耀:应该有所期待,而且我觉得基金会论坛在这方面一定要多多传播这个发现。

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以后,生产力高度发展了,很多人有了衣食住行的保障,我们国家的福利制度也变得更好。所以对于富裕起来的人群,其实是有更加紧迫的做慈善的需求,希望找到更好的财富的出路。

我觉得企业基金会和家族基金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更灵活,接下来也可能会迎接这两种基金会注册的高潮,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或者产出比较大的项目,会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甚至能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

未来10-20年肯定是中国这两类基金会增长的爆发期。我们基金会论坛要注意这个趋势,在这些方面应该多关注和开发,让他们形成更大的影响。

我在讲课中接触到一些财富人群,他们都很着急,都愿意捐助,也希望注册基金会能便利一点,这就是一个浪潮。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后,人们很强的慈善心、公德心,会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有一个喷发。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我觉得应该来推动它实现。

CFF:今年年初,我们在访谈福特基金会(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高倩倩女士时,她表示,美国人一直坚信市场经济,不仅是在经济组织领域。在社会组织领域,美国人也坚信要在市场上竞争,适者生存,他们不会细分成一个特定的基金会市场或者一个特定的企业市场。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也坚定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领域不断开放自由竞争。但法律法规似乎把公益慈善相对规划成一个特定的领域,很多要素并不是自由发展的,慈善资源配置的效率整体并不高。在您看来,我们如何更好地处理公益慈善领域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里的“计划”更多指的是制度、人才、渠道、通道上的长远规划。

王振耀:我们要注意到中国的慈善跟西方的慈善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中国的大环境里边,不管我们怎么批评政府,但从大禹治水开始,我们还是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善;而西方社会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市场机制,虽然两者并不是截然不同,但在慈善领域有一些区分是需要注意的。中国特色并不是不让慈善事业发展,而是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如果我们合上拍,找到我们自己的节奏,慈善事业的发展可能更快。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让全世界都很震惊,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是政府在必要的领域内有参与,国有经济在一些关键领域发挥骨干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并驾齐驱,形成了互相融合、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局面。

我觉得公益慈善事业能不能学习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机制和经验?学习人家是怎么创造奇迹的,民营企业做得很强,国营企业也做得很好。

我常常提醒大家,过去我们基金会和慈善组织过度强调官民分开,其实倒不是政府不解放思想,而是我们自己不解放思想,老是强调他是官办组织,我是草根组织。我当时就说,咱别分这个。假如我们的民营企业天天说我是草根、他是政府,这能行吗?恰恰咱们那些能做大的民营企业,像马化腾、任正非、曹德旺这样很多的企业家,人家承担起社会责任,也和政府有良好的关系,政府也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大家应该多学习任正非先生、曹德旺先生,也多学习腾讯的99公益日,让全国各类组织都在平台上面展现他们的活力。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可能创造力会更强一些。

*王振耀主编的《慈善规范实务指南》(图片来自长青图书馆)

CFF:我理解您说的,是一个大家都要解放思想的问题。公益慈善领域也好,基金会领域也好,也有一个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我们要去拓展我们自己在这块的社会生产力。

王振耀:对。首先咱们自己要查查,有没有学到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的解放思想,人家把使命担在肩上,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所以恐怕需要我们先主动学习,主动解放思想。

CFF:2021年,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1年会的主题是“迈上新征程的中国基金会”。对于基金会行业在未来5年乃至15年新征程上的表现,您有什么期待和提醒?

王振耀:我希望我们的大型基金会能做一些引领性的项目,做一些对国家治理、全球发展有影响力的项目。像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建联合国,捐建协和医院,人家是在全球做。我期待国内也能有更多的大基金会,做大的项目,和世界进行密切的交融,在人类文明提升的进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再过几十年回头看这一代人的选择,他们的奉献可能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很有意义的影响力,成为历史的坐标。

中小型基金会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创新。在国家高质量发展阶段,社区里面也有很多方面的事情要做,包括厕所革命、垃圾分类,各个方面都是需要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

国家大的战略铺开以后,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以后,我们应该有更好的创新、创造,展现我们中华文明的活力。

CFF:最后向您请教,您如何看待您这一代前行者所做的工作,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价值?另外,现在有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基金会大量发展起来,很多年轻的秘书长们也开始崭露头角。我们这次系列专访就得到谦称在三四线小城市的鄂尔多斯市聚祥公益基金会的支持。您对中生代和青年公益人有哪些期许或提醒?

王振耀:我非常感谢这个问题的提出。我对你们这些年轻人,一直有很大的期许。你们提问题的角度就很好,因为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坦率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奠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础和框架,有价值但也有局限性。你看现在我们的捐赠总额,总是上不去,这是有点遗憾的。你们这一代人要看到我们的局限性,应该站在我们的肩膀上来发展。

对三四线城市来说,并不是没有创新和发明创造的机会,三四线城市的基金会有广阔的空间,可以有更好的创造。

基金会是可以改写社会地图和经济地图的。这种改写并不是运用武力,也不是运用金钱,而更多的是运用大家的智慧,包括政府的智慧、民间的智慧。基金会如何把资金利用到位,把好事办好,需要把大家的智慧融合起来,有更大的创新、更多的发现和发明。

中生代和青年公益人,你们要注意西方的经验。咱们目前短平快的项目多,要做大的发展、大的发明、大的项目的设计和规范,链条要长一点。不仅仅是宏观政策,也需要很多慈善领域的基础设施的设计,要有各种各样的咨询机构、培训机构、设计机构,一系列的链条搭建起来以后,要运用它,支持它。包括我们的基金会论坛,我觉得要支持这样的平台,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把信息、网络建立得更全面,从而凝聚出一些有影响力的项目。

鄂尔多斯就不能创造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项目吗?在经济领域,一些很偏僻的地方,都创造了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交换枢纽,什么纽扣市场、辣椒市场,都不是在交通要道上。关键还在于创新。

在经济领域,企业家们就善于创造;我们在社会领域,在公益慈善领域,我认为更应该放开手脚,进行多样化的创造,展现我们的活力。

这恰恰就是中生代和青年公益人最具有的优势,因为你们的概念和想法都是新的,你们理解青年人,当然也可以借鉴老一代人的一些经验智慧的同时,更多展现你们的创造力,真正像人家经济领域学习,创造慈善事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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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高华俊

责编:李静 张栋

编辑:邱亦菲

采访:史成斌

整理:谭婕、何雨倩

文章来源: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